“我变得脆弱，想到老婆就哭” ——被释作家谢朝平自述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黄秀丽 发自北京 2010-09-22 16:46:59 来源:南方周末
相关新闻
谁救了谢朝平
报告文学带来牢狱之灾
标签
谢朝平
大迁徙
三门峡
移民
已有评论76条
发表评论
收藏
推荐给
打印
字体:大 中 小
"检察院来提审我，我以为要“转正”，就是要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准备了个纸条，想在逮捕证上写下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但是检察院的人问了两个问题就走了。
当天下午，管教通知我收拾东西，我问：“是要转号吗？”他说“是释放你”。""——谢朝平9月19日向南方周末记者口述"
因写作三门峡移民史的报告文学《大迁徙》而被拘的作家谢朝平，在9月17日被释后，于9月19日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在北京石景山区租住的房屋中，55岁的谢朝平神色倦怠。进看守所时剃光的头发刚长出来一些，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以前留的是长发。”
讲起30天的牢狱生活，谢朝平好几次流下了眼泪。“当天我就是在这里被反铐着，一动也不能动，站了两个多小时，手都要断了。”谢朝平指了指双人床边的架子。
妻子李琼说，牢狱之灾让老谢变脆弱了。谢朝平走出看守所时，和妻子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夫妻俩几十年来惟一一次在公开场合拥抱。
从9月18日晚回北京后，谢朝平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这次要感谢全国媒体与网民的帮助。”3个小时的访谈里，他反复地说这句话。以下是他的自述。
9月18日，因写作《大迁徙》被拘的作家谢朝平获释。他说经此一灾，“变得脆弱了”。 （CFP/图）
“是市里领导让他们来的”
我出来后，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大迁徙》这本书。这个问题也是办案警察问过很多次的。我的回答是渭南的移民太穷太苦太可怜，渭南的个别官员太贪太腐败太可恨。
《大迁徙》的内容，里面涉及了三门峡库区移民两个核心问题：土地和资金，中央拨给移民的土地和资金没有用到移民身上，而且年年在减少。我想这事关地方政府形象，自然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
但当时警察要来抓我时，我没觉得有多大事。书收了之后，我钻研过出版方面的法律，给新闻出版总署打过电话咨询，也问过法律界的朋友，得到的意见是，如果是稿件有问题，杂志社和作者承担共同责任，如果是印刷方面，那么责任在杂志社。问完了就轻松了。
直到渭南警方提审我的时候，我才感到事态严重。我问他们，你们不怕办错案吗？他们回答说不怕，错了他们不负责，是市里领导让他们来的。
我认为他们的暴力执法很露骨。抓我的时候，手铐铐得很死，我左边肩膀肿起来了，疼得要断了。我向他们要膏药贴一下，要了不下十次，也没有人理我。
8月23日在西客站坐火车去西安。王鹏（办案警察之一）押着我走了5个候车室，用很大的力量推我、搡我，感觉他想用这个方式来摧垮我的防线。我被铐在检票口的铁门上，铐了半个多小时。上火车的时候，他又要反铐我，我说手都要断了，我不会跑，你不要反铐。王说这是执行任务。我急了，说你只要反铐我，我就撞死在墙上。说着退后了一步，准备往墙上撞。朱福利（另一办案警察）过来抱住我，说老谢你别这样。他把自己的左手和我的右手铐在一起，我们才上了火车。
“趴在墙上流眼泪”
我先在朝阳看守所的 “过渡号”呆了3天，条件不太好，4个人共用一个饭盒吃饭。之后转到临渭看守所。那里要劳动，磨冥纸。头7天呆在一个号里，一个监舍十几个人一天磨两捆，算是新手。后来又调到别的号，一天要磨十几二十捆。
一般上午劳动到11点多钟。下午就提审，有时候提审到7点多，回来就没饭吃了。我大概总共饿了六七顿，现在提到馒头就哭。有一次提审回来已经吃过饭了。大家都在“坐板”（记者注，看守所里嫌疑人坐在通铺上反思），我也坐上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爬过来说：“谢叔，你还没吃饭吧？我就知道你没吃，晚上一人两个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我咬了一口，泪流满面，又觉得男人不应该哭，就回过头趴在墙上流眼泪。
警察没有对我刑讯逼供。但是他们不尊重人，搞人格歧视。他们提审我的时候，有的我不认识，我要看他们的证件，他们说：“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我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后来还是给我看了警官证。
在看守所也没有什么牢头狱霸打我。但是里面有规矩。新来的人要睡在厕所边上，擦厕所、擦地。擦地要用一块大抹布，弓着腰，撅着屁股成90度的姿势。我有腰椎间盘突出，做了四次，腰都快断了，衣服也湿透了。我就跪着擦。牢头大声喊：“不许跪！”后来我告诉管教，希望不要90度擦，牢头就算了。我刚去那天，衣服一直是湿的，汗水泡得一股酸臭。
“提审时反复问收没收钱”
9月7日到9月12日，警察开始密集提审我。问的一直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收没收钱，第二个是书送到渭南后给移民代表写 “领条”的事。我想他们是找“非法经营罪”的证据。
我说钱我一分没收，我还倒贴了十几万，我去渭南采访吃饭一次都没让移民掏过钱。“领条”的事我反复想，想起来了，6月26日晚上我们几个人等书运到渭南，大家提议写个“某某收到《大迁徙》多少本，应付某某多少钱”的领条。我从电脑里打印出来，但当时人很多，谁拿走了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想着要有个“领条”。
事后得知，9月13日检察院就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但当天我不知道。那天来了两个检察官提审，都是业务尖子。问的问题很刁。
9月15日第二次提审我的时候给我看过一个文件，好像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打印出来的。说“有一个问题，你回避不了”。
这个“问题”就是1998年最高法院有关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在印刷程序上确实有问题。火花杂志社的印刷函件本来是交给河南一家印刷厂，约定印数为一万余册。后来改在廊坊一家印刷厂复印，印数定为两万本。我提出要换一个函件，杂志社说赵顺印书，不用改。赵顺是这家印刷厂的老板。
所以，当天我表示：“司法机关要追究，在没有渭南权贵干预的情况下，我愿意接受公正的处理。”检察官让我给检委会写封信，我写了，说自己没有谋利的意图，即使是违反了法规，也是初犯。后来在9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我取保候审的原因就有这一条，说我有悔意。
“我变得脆弱”
当时我虽然在里面，但知道外面的舆论在关注我。因为警察提审我的时候说 “你老婆在外面搞动作”。
但当时觉得前景不乐观，我作好了判刑的准备。9月17日上午，检察院来提审我，我以为要“转正”，就是要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准备了个纸条，想在逮捕证上写下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办案件的腐败权贵及他们的家丁，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检察院的人问了两个问题就走了。我很沮丧，没有结果，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转正”了，也安心了。
当天下午，管教通知我收拾东西，我问：“是要转号吗？”他说“是释放你”。我不相信，问他：“你开玩笑吧？”同屋的嫌疑人都为我高兴，有一个人还帮我剃了胡子。我把衣服和饭卡都送给了同屋的犯罪嫌疑人。
我从看守所出来了，但我变得脆弱了。一是提起馒头就哭，二是想到我老婆就哭。我最忘不了的是我被押进电梯里，老婆追出来看我的眼神，仿佛凝聚了全世界所有的凄惨和悲伤。
2010年9月24日星期五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时间:2010-09-18 17:39 作者:李大钊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95次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象这种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由此看来，到底是知识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呢？
听说日本有位议长，说俄国的布尔扎维克是实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已经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来开玩笑。嗳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也没有危险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那就危险万分，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1919年6月1日
《每周评论》第24号
署名：常
来源:百度文库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昨日迎来网管警察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昨日迎来网管警察
作者：舆情简讯在线 2010-9-21
昨日傍晚，4名警察来到泛利大厦19层，朝阳门地铁站东《财经》大门。他们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网管处的，是两个分局的，要求了解保安公司截访稿子的有关情况，要交出作者是谁，并提出要找罗昌平了解情况。此前，《财经》刊载了保安公司截访的报道。财经杂志方面告诉四名警察，今天放假，罗昌平外出，不能回来。如果有事上班后再来。但警察说一定要见罗昌平“了解有关情况”。
据悉，罗昌平其实当时是在的，因为杂志社听说警察因保安公司截访的报道来找罗昌平，而且公安态度也不好，担心是对罗的报复，于是就把罗昌平副主编转移到安全地方了。昨晚21点33分，《重庆晚报》张燕率先围观此事后，很快，昨晚21点40，《小康》杂志记者朱文强在QQ群里爆出猛料：《财经》杂志因为刊登了安元鼎保安公司涉嫌帮助地方政府劫访的稿子，现在被警方和保安公司相关人员找上门来。《财经》杂志社的人员，用微波迅速将此事告知了全国新闻界，同时，杂志社律师蒲律师见到了警察，并开始与他们交涉，蒲律师交涉后告诉记者，来人据说是北京市公安局刑警队相关民警，未发现被报道的保安公司人员；另，没有纠缠，对方“很文明”，属于正常办事。随后，蒲律师开始在办公室接待警察，同时，他请记者朋友们暂时不要打电话，接电话虽不要钱但要工作。
这时，网上有消息传出：《财经》杂志因为刊登安元鼎保安公司涉嫌帮助地方政府劫访的稿子，而遭到疯狂报复！最新消息是有一批人堵在著名记者罗昌平家门口！目前罗昌平已经无法联系！更有记者证实，罗的手机早打不通了，晚上11时，有记者在QQ群里说，警察增至8个。网友建议发动大家到《财经》杂志（泛利大厦19层，朝阳门地铁站东）围观北京刑警逼迫杂志社交出记者罗昌平。网友建议，既然网监警察已经出现在财经办公室了，各位朋友同步在推特和围脖转发信息，如此至少能保住所有原始信息。
今日凌晨，《小康》杂志记者朱文强发信息称：现已没事，普律师还没出来，见到几个《财经》记者，他们说公安是来了解情况的，上面批示是查被报道的保安公司，一开始公安的态度不好，就把罗昌平副主编转移到安全地方了，后来来了几名刑警，解释说为了调查保安公司，来向罗了解情况，他们发现对方不是来找罗昌平的麻烦，所以现在去接他回《财经》。原来是一场误会！
今日0点57分，《小康》记者再次带来最新消息：9月21日凌晨0时11分，《财经》杂志法治组5位同仁将罗昌平接回编辑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约6、7名警员守在编辑部，称见不到罗昌平本人人坚决不走。联办高层戴小京、财经副主编法满、行政总监颜晓群等多位均坐镇编辑部。几位高管稍许碰头后，罗昌平进入春会议室与警方面对面沟通。目前，法治组同事在门口轮流值守。
作者：舆情简讯在线 2010-9-21
昨日傍晚，4名警察来到泛利大厦19层，朝阳门地铁站东《财经》大门。他们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网管处的，是两个分局的，要求了解保安公司截访稿子的有关情况，要交出作者是谁，并提出要找罗昌平了解情况。此前，《财经》刊载了保安公司截访的报道。财经杂志方面告诉四名警察，今天放假，罗昌平外出，不能回来。如果有事上班后再来。但警察说一定要见罗昌平“了解有关情况”。
据悉，罗昌平其实当时是在的，因为杂志社听说警察因保安公司截访的报道来找罗昌平，而且公安态度也不好，担心是对罗的报复，于是就把罗昌平副主编转移到安全地方了。昨晚21点33分，《重庆晚报》张燕率先围观此事后，很快，昨晚21点40，《小康》杂志记者朱文强在QQ群里爆出猛料：《财经》杂志因为刊登了安元鼎保安公司涉嫌帮助地方政府劫访的稿子，现在被警方和保安公司相关人员找上门来。《财经》杂志社的人员，用微波迅速将此事告知了全国新闻界，同时，杂志社律师蒲律师见到了警察，并开始与他们交涉，蒲律师交涉后告诉记者，来人据说是北京市公安局刑警队相关民警，未发现被报道的保安公司人员；另，没有纠缠，对方“很文明”，属于正常办事。随后，蒲律师开始在办公室接待警察，同时，他请记者朋友们暂时不要打电话，接电话虽不要钱但要工作。
这时，网上有消息传出：《财经》杂志因为刊登安元鼎保安公司涉嫌帮助地方政府劫访的稿子，而遭到疯狂报复！最新消息是有一批人堵在著名记者罗昌平家门口！目前罗昌平已经无法联系！更有记者证实，罗的手机早打不通了，晚上11时，有记者在QQ群里说，警察增至8个。网友建议发动大家到《财经》杂志（泛利大厦19层，朝阳门地铁站东）围观北京刑警逼迫杂志社交出记者罗昌平。网友建议，既然网监警察已经出现在财经办公室了，各位朋友同步在推特和围脖转发信息，如此至少能保住所有原始信息。
今日凌晨，《小康》杂志记者朱文强发信息称：现已没事，普律师还没出来，见到几个《财经》记者，他们说公安是来了解情况的，上面批示是查被报道的保安公司，一开始公安的态度不好，就把罗昌平副主编转移到安全地方了，后来来了几名刑警，解释说为了调查保安公司，来向罗了解情况，他们发现对方不是来找罗昌平的麻烦，所以现在去接他回《财经》。原来是一场误会！
今日0点57分，《小康》记者再次带来最新消息：9月21日凌晨0时11分，《财经》杂志法治组5位同仁将罗昌平接回编辑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约6、7名警员守在编辑部，称见不到罗昌平本人人坚决不走。联办高层戴小京、财经副主编法满、行政总监颜晓群等多位均坐镇编辑部。几位高管稍许碰头后，罗昌平进入春会议室与警方面对面沟通。目前，法治组同事在门口轮流值守。
[下篇]外包的维稳职能
[下篇]外包的维稳职能
类别:深度调查 浏览量:
7013
版次:AA20 版名:深度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9-24
作者:龙志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
摘要：上杭县公安局在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6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位于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重庆访民林永良曾被关押在这里。
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内景。
北京四环附近，一处“黑监狱”。
6月，通州郊区，戴月权和另一名被安元鼎关押过的重庆访民找到了一处“黑监狱”。
安元鼎与地方政府如何签约押人？它怎么外包驻京办的维稳职能？“黑监狱”是什么样子？这是市场化还是公权私化？
上杭县公安局在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6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来自政府的合同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全国23个苏区县之一，曾经的革命老区，但在外面，它甚至没有其境内的一家公司——— 紫金矿业名声响亮，在今年的污染事件中，紫金矿业的传播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0年5月18日，福建上杭县公安局网站上挂出一条工作动态：
3月29日，旧县乡迳美村18名外嫁女分两批次出发到北京上访，要求解决紫金原始股分配等事项。4月2日晚，5名上访人员在天安门地区被公安民警盘查得知上访后被送到北京市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下午，另13名上访人员也在天安门地区被北京警方盘查，其中11名上访人员随后也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晚12时，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与旧县乡政府派出的工作组签订协议后将16名上访人员强制遣返护送回上杭，于4月5日中午抵达我县。
……
4月5日16名上访人员被遣返到达上杭后，上杭县公安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决定对第二次前往北京天安门地区，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遣返的林某勤、翁某金、黄某、林某秀等4人各处治安拘留七日，钟某芳、林某凤、林某英等3人各处以治安拘留八日。
……
这份有些“表功”意味的工作动态，透露了隐蔽的事实：安元鼎公司与地方政府存在押送访民的业务往来。
尽管安元鼎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上，标明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行事，但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第564号令———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服务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保安员不得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以及扣押、没收他人证件、财物；不得阻碍依法执行公务；不得有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等行为。
连夜奔袭36小时把人带回上杭
在上杭县旧县乡政府，没人会对这种违法违规的事情感到讶异。该乡负责迳美村工作的何姓官员称：“外嫁女们到北京非法上访，会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把她们押送回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①
旧县乡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的是30多名“外嫁女”，她们因为出嫁，而被剥夺了“紫金原始股分配权”。两会前，在逐级信访无果后，她们决定进京寻求上访。前脚刚到，由县信访局长和乡政府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也尾随而至。(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她们是第一次进京，有一部分人遭遇警察盘查被送到救济中心，通知驻京办来认领；林丽萍带着5岁的女儿以及另外一部分“外嫁女”住在陶然亭公园附近的鹤乡宾馆。晚上，上杭县工作组前来拜访，要求她们回去，遭到拒绝。
20多分钟后，“外嫁女”们正准备睡觉，有人在敲门。
林丽萍问：是谁？
对方回答：查房。
开门进来后，四个穿特警制服的安元鼎“特勤”说：身份证拿来。
接着又说：手机拿来。
一一收缴之后，指着外面说：收拾东西，跟我们走。
林丽萍问：你们是谁？
“无可奉告。”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
“无可奉告。”
每个外嫁女都由两名男特勤押送到门外的安元鼎护送车上，上车后，特勤们拿着金属探测器在这些女人身上照来照去。
林丽萍忍无可忍，问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无可奉告”，特勤们神情严肃地回答。②
安元鼎的护送车连夜奔袭，开了36小时后，到达福建上杭县。
两个月后第二批前往北京上访的外嫁女们，完全是第一批遭遇的克隆版，上杭县政府与安元鼎公司联手，将这群“安全隐患”押送回来。只不过，这一次，是被直接送到了拘留所。
29岁的林新凤等7人被拘留了8天，理由是：2月份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教育批评后，4月份再次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查获送往接济管理服务中心劝返。
出来后，林新凤质问乡政府，拘留有何依据？问题没解决，下次还是要上访。
对方恐吓说：“下次再敢上访，直接把你们送去劳教。”
上杭县公安局亦对这两次“维稳”行动表示满意，其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但不菲的费用，落到了乡政府头上。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刘家辉否认了自己参与此事，他表示，具体数目多少，自己也不清楚。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首先，你需要找几个驻京办领导”
事实上，安元鼎并不是首都唯一关押、押送访民的公司。市场已经形成，并且利润之丰厚，谁都看得见。2009年11月25日，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载文指出，一份权威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
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安元鼎公司所辖的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有无在所列73处之中尚不可知。
7月，在北京建外SO H O一家咖啡馆，坐在南都记者对面的安元鼎公司某特保队长就如何开办一家像安元鼎一样的公司时说：“首先，你需要找几个好的驻京办领导，跟接济中心做好沟通。有非法上访的，跟当地政府联系，问他们需不需要押送……”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对吧？但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介入这个行业，你还需具备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在见过那位雄心勃勃的特保队长之后第二天，59岁的重庆铜梁男子林永良带我们去找寻一年前，被关押过的“黑监狱”。
去年8月，他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上访完之后，被4名驻京办工作人员带到车上。在逼仄的车厢内，遭到了4名男子拳头和鞋跟劈头盖脸的毒打，打掉了三颗牙，其中两颗掉在车内，当他疾呼救命时，第三颗也掉下来了，他顺手接住藏到衣兜里，作为证据保留。
最后，那个名叫周勇的工作人员指着他说，“你不是要去告吗？这次看你又到哪里去告？”
车子开进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时，林永良口、鼻和眼睛都在流血，连“黑监狱”的看守都看不下去，说道：“驻京办太不像话了，怎么这样凶恶。”他需要向公司报告这件事，以防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林永良在这里呆了5天，因为有访民举报，引起媒体前来曝光，“黑监狱”的负责人赶紧将访民们转移到其它地方。之后林永良被遣送回重庆。
2009年3月起至8月之间，他先后被包括安元鼎公司在内的两所“黑监狱”关押了三次，合计17天。
“黑监狱”多次被查
因为地址记得比较牢靠，林永良很快便找到了这所位于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这其实是一家农家四合院，临街门面被浙江一家消防器材公司租赁，老板娘还记得这里曾关押过访民，看着确实可怜，但毕竟是做生意的人，也没有过多去管闲事。
“黑监狱”设在四合院里，用围墙隔绝起来，两层小楼，上下两间大厅，各有5间房子。已经人去楼空，一楼大厅里竖着一面衣帽镜，写着“北京保安”四个字。屋内所有窗户都被木板钉上，并用棉被堵住，黝黑一片，封闭的空间内，空气混浊，散发着霉味。地上散落着访民们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衣服，和方便面袋。二楼一间房间的窗台上，有两张纸屑，分别写着访民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因为撤得突然，一楼铁门上，还挂着一顶黑色的保安帽，帽檐上别着国徽。
在向住在“黑监狱”的后面的居民打听房东情况时，林永良认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正是他被关押时，“黑监狱”的负责人袁主任。
袁主任实际上是一名保安队长，他在为“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工作”。他承认这个大院是去年刚租赁下来，租了五年，“用来做公司保安基地，就是全国各地上访的……说违法也违法，说不违法也不违法。”三个月前，保安基地停掉了，因为被人举报，公司决定不做这项业务了。
跟安元鼎一样，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也隶属于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但势力明显弱于前者，袁队长说，自从被举报后，保安基地便散了，业务停了，他也离开了公司，现在在一家小区当保安。
同样的事，安元鼎也遭遇过，去年10月份，安元鼎曾租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村南的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中的院落关押访民，最多时，这里曾关押了200-300多人。也因为被人举报，媒体闻讯赶来，便搬走了。
对安元鼎公司的控诉，网上不计其数，63岁的湖南澧县人毛元泽先后向小红门派出所以及朝阳区公安分局举报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一事，但至今没任何答复。(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也有竞争，但基本被安元鼎垄断
曾给张军开车的一名司机说，“干这行在北京就是靠关系靠钱。”就在上周，他还给张军开车，接送公安局内保局一名处长吃饭。
“现在，也有其他公司在竞争，但是都被我们公司垄断了。”他说。
对于访民们的报警，这位安元鼎的司机表示，即便警察当时去过问，最后也会不了了之。
有多少地方政府如上杭县旧县乡那样与安元鼎签订了业务合同，由于这些难以见光而无从得知，但庞大的地方政府的“市场需求”导致安元鼎之类的保安公司业务成为稀缺，众多证据表明安元鼎的业务触角早已伸向全国各地。安元鼎一名特勤跟记者见面时说：“昨天上午，鄂尔多斯的一个公安局长，还有个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请吃饭。他们也是为了上访这一块，所以请我们吃饭，昨天两个业务员经理开车去的，说下一步，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给他们搞定送到当地。”
2009年11月25日的《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各地政府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二是雇用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三是直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殴打。
“撤掉了驻京办，撤不掉驻京办的需求。……可能不叫驻京办了，叫做保安公司，用来维稳。”7月20日，按照规定，146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和436家县级政府驻京办应在这个时限前全部撤销，但在《驻京资讯》社长李罡看来，这并不妨碍安元鼎们做大生意。
驻京办撤了，公权外包
大限日过后几天，北京市北辰绿色家园，《驻京资讯》社社长李罡坐在电脑前，盯着桌上刚打印出来的网站结构大样，为即将上线的邸讯网做准备。
隔壁会议室嘈杂的声音传来，李罡说，“里面是几个县驻京办的领导，约他们来商量网站的运作。”大限之后，这些官员，都是影子人，该做的事还在做。
李罡观察到，县级驻京办的撤销，使得用来维稳的保安公司浮出水面，被市场化。“我目前了解到，很多城里的接待服务站都是企业行为。我给你接个人，给你劝返，帮你送回去。你给我钱。”
鉴于《驻京资讯》社掌握数目巨多的驻京办信息，一些保安公司找到李罡，寻求合作，或者让介绍业务。就在一小时前，有人找李罡建议说，“开发一套维稳软件，各地方的负面信息只要在网上有苗头，我全部给你监控出来……”
“县级驻京办是各地维稳第一线，被撤销后，保安公司趁机介入，这种做法，等于将公权外包了。”
在北京，围绕上访人员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里已形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安元鼎们进入这条产业链中，瓜分利润。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看来，这类私人公司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公权性，让人震惊。张同时也是一位宪法学者、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显然是起很严重的违法事件。这个现象首先是公权私化，把公权外包给私人，公权力本身要遵循的原则被侵犯，还有就是，这些公司聘用了很多社会的闲散人员，从这个意义可以把它定义为“黑社会”，现在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变成了合法的公权力组织，这就是私权利的正当化或者合法化。”
张千帆认为：“这个口子一开，各地都纷纷效仿的话，后果很难想象。最主要的后果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它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现象；还有就是黑白的勾结，现在已经分不清了，以后就越来越分不清，私人就变成了公权力的一部分，公权力可以把权力委托给私人行使，会造成中国公权力机构的黑社会化，黑社会变成合法正当化。”
“黑监狱”的衍生
安元鼎第一次进入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徐平(化名)视线，是在2008年左右，当时“黑监狱”的发展已经规模化了。当时在聚源宾馆、金宛宾馆，以及丰台各地的“黑监狱”，关押着不同省份的人。(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徐平说，在2003年前，访民们绝大多数是关押在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站有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第二类也是最大量的，是随机抓的农民工；第三类则是上访人员。
“他们被归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叫做病号区。我一开始也不懂什么意思，后来他们说，头脑有病。老上访户经常被关押在疏散遣送站或精神病医院。他们可以靠这个挣钱，从而形成大大的产业、市场。”
据徐平的调查，2003年之后，开始有了截访这一说，规模化地，大量地出现截访者。有了截访的规模化的出现，实际上黑监狱已经开始萌发了。因为截访不一定马上就能接回去，接到人之后不能立即带走，他可能就临时把上访者放在驻京办，或者临时租一个房间。这个时候，其实所谓的“黑监狱”就出现了。
到2006、2007年，上访更多了，截访也变得规模化，某种意义上它有些程式化的东西，有一整套(流程)：比如说怎么撤销上访登记的单子，怎么样接人……
6月份，新华社报道，内蒙古政法委书记任邢云称今年以来内蒙古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已抽调315名厅级干部和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集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层层签订了维稳、综治、信访工作责任书，公务员维稳工作在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到16.7%。
宪法学者：安元鼎式维稳踢开法制
在张千帆教授看来，“安元鼎们”的出现，是各地政府维稳的衍生品。“政府肯定是自己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稳，于是通过雇用一批私人，这批人其实也是公民，利用他们去对付另一群公民。”
“这种方式维稳，是非常危险的，把法制踢在一边不管，结果将是越维越不稳。首先是你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人被押回去了，就罢休了么？问题没有解决会继续上访。造成上访的很多制度性、根源性的问题没解决，所以要继续上访，这样就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上访军。越来越多的人跑到省会、北京来上访，又把他们押回去，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政府力量不够用，动用私人，不顾法律，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和侵害私人的事件。所以它是越维越不稳的直接体现，也对它有着推波助澜的效果。”
张千帆教授说，“任何机构，包括驻京办在内，都无权授权私人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当年‘孙志刚事件’过了之后，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重要的理由就是它违反《立法法》，因为收容遣送根本没有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立法依据，就是国务院的条例，所以废除了。如今这个东西，连国务院的条例都没有，更不用说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授权。”
“根据《立法法》，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中国必须通过公权力机构，不能通过私人机构。比如现在争论很多的，拆迁动用地方涉黑组织，造成很大问题。黑和白的根本区别就是通过私人去执行公权力没有程序上的法律保障。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剥夺公民财产权必须要通过法律和公权力，因为法律给公权力机构设立了一系列的程序上的保障。所有这些东西一旦委托给私人机构，就不存在了，这就会造成大量侵犯基本权利的事件。”
在这位法学教授、宪法学者的声音之外，更多的现实是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没有身份的公民———广西合浦县前女民警张耀春目前正在各地东躲西藏地过日子，鉴于一再上访，且被安元鼎关押、遣送多次，当地公安局已经释放出来信息：即将对她劳教。
上杭县的外嫁女们从拘留所出来后，捏着政法机关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愤慨不已。即便被警告再次上访，直接的后果便是劳教，她们仍表示正在为下一次的上访做准备，“要抗争，问题解决之前，上访到底。”
对于身在无锡的谢其明来说，他在等一个答复：两个月前，一个据称是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核实了他在举报信中列举安元鼎罪行的细节，此后便杳无音信。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中篇]起底安元鼎
[中篇]起底安元鼎
类别:深度调查 浏览量:
7793
版次:AA18 版名:深度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9-24
作者:龙志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
摘要：它如何从一家“杂货铺”发展为专业的保安公司？它的迅速“崛起”靠什么？一个河北农民如何操纵访民命运？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安元鼎总部。
它如何从一家“杂货铺”发展为专业的保安公司？它的迅速“崛起”靠什么？一个河北农民如何操纵访民命运？
前传：一家保安公司的“折腾”
2004年6月15日，家住北京海淀区魏公村韦伯豪家园的张照华向海淀区工商分局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名为：北京安元鼎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两名投资人分别是：张照华以及郑长兴。其中张照华出资40万元，出任法人代表。
总的来说，这是一家服务类公司，从其经营范围来看，却像一家五花八门且毫不相干的“杂货铺”：经销研制服装、鞋帽、配饰、安全防护器械、提供安全防护服务和咨询。
很快，两名涉猎广泛的投资人便发现，要获得成功，他们应该更专注于一条道路走下去。2005年8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沿用至今的名字：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自主经营业务更加明确：提供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服务。其注册资本和法人代表均无改变。
2006年3月，出于某种原因，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两名创始人隐退，张照华在电话里不愿多谈，他说：“是你看到的那样，我们把公司正常转让出去了。”
新接手的投资人有6人，注册资本50万元不变，其中大股东是张军和付国有，分别出资12.5万元。由张军出任法人代表。其经营场所也由魏公村119平方米的住所搬至海淀区定慧西里21号楼一间仅59.12平方米的住宅房内。
1963年出生的张军籍贯地在河北省围场县，那是河北省最北部的偏远县城。在清朝康熙年间，这里被设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人猎场，，自此，当地亦有了一个显赫的名称：木兰围场。到了张军这一代，围场荣耀已被雨打风吹去。每户人家都想着地里土豆的收成，这几乎是农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张军的父亲是一名老军人，参加过四平战役，并因此伤残退伍。在家中，张军是老大，他还有两个弟弟，初中毕业后，张军在围场县车子村担任民兵连长，其身材高大，被同龄人取了个外号叫：张奈贼(音，满语意为“狼”)。
1983年后，张军开过石灰窑，但家乡人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他倒腾“皮货”生意的经历：头脑灵活，人脉活络，认识的人很多，什么都敢干。他是村里最早出去的一批人之一，并且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待过。在十多年前，张军带着最小的弟弟外出闯荡，留下二弟张智在家照看父母。
张军到北京后似乎做过很多杂活，在与他最早的追随者聊天时，他还会时常透露初来首都讨生活的辛酸。至少能证实的是，在2005年前后，张军就已经以安元鼎公司重要员工的身份，在北京保安行业崭露头角。
2005年，北京圣安卫嘉保安公司总经理余志云在马驹桥商业街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部”，由河北人老李负责运作，这家人力资源部只有一间门面，业务也只有一项：为安元鼎保安公司招聘保安。
人力资源部成立之日，张军前来剪彩，在挥动剪刀那一刻，他甚至是“借人家的车来的，非常狼狈。”(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但安元鼎扩张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在北京，当时为安元鼎招聘保安的人力资源部大概有10多家，而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比如陕西、河北等地也有与安元鼎有业务往来的中介机构。以老李负责的人力资源部为例，“保安要求身高1.65米，每招一个提成300元，通常1个月能给安元鼎输送100-200名保安。”
保安公司的人员总在流动，而且流动非常快，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其中也暴露了这个行业诟病已久且仍未革除的丑陋一面。“新人招来后，要扣押身份证，干满一个月才能发工资，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干完一个月，保安公司总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将你炒掉，由于你违反了规定，你的工资拿不到了，你的空缺马上又有新人顶上，流水作业。”
一名离开安元鼎的保安在网上写他的短暂经历时称：初到(安元鼎)公司以调查是否有前科为由收走身份证；押半个月工资，服装费押金200元，1个月实际到手300余元；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流动量很大，干上3个月就算老员工了。
张军接任安元鼎之初，日子艰难，赚钱也是微不足道的。2006年，安元鼎公司资产总额为85.70万，税后利润为负12.22万元；此后一年，资产总额增加到116.97万，公司也开始盈利15.26万元。对于安元鼎来说，从负数到盈利，总算前进了一小步，但这似乎还不够。
到最后，保安公司对人力成本的压榨极度膨胀，甚至到了向合作伙伴下手的地步，“给他们招聘保安的劳务费是300元，说好是干满十天才支付，但有很多是不到十天，就被各种借口赶出去了，最后劳务费也拿不到，而保安公司则侵吞了这不到十天的血汗钱。”
一段时间后，余志云和老李都不再给安元鼎办事，他们脱离了关系。2008年，老李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对面的村庄里新开办了一家人力资源部，没多久，张军又来找他合作。不过这一次，已今非昔比了。张军有了私家车，并且容光焕发。
短短六年历史，安元鼎取得了“辉煌”的业绩：2007年，获得了由12家单位联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
张军也实现了对安元鼎公司的完全掌控，2006年10月，在其出任安元鼎法人后不久，几经股权转换变更，与之平分秋色的大股东付国有退出，张军以出资30万的金额，成为安元鼎毫无争议的最大股东(其他4名股东分别出资5万元)。此后，安元鼎股权结构一直保持着悬殊状态，2008年11月14日，安元鼎变更注册金额为100万元，张军出资额增加到80万，其他四名股东仍保持不变。
“特勤”护送：高利润的新业务
2008年5月，安元鼎公司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护送部。新部门的职责很明确：负责为各地政府消除头疼事，帮他们关押、押送上访人员。安元鼎嗅到并抓住了一个长期有效，低产出，高回报，且无风险的赚钱模式。
张军甚至将这个契机告诉了远在围场县老家种土豆的二弟张智，“以前日子过得很艰苦，2008年我哥哥他们成立护送部，全国各地进京上访人员都往他们那里送，规模特大，北京有5个基地和一个总公司，上海还有他的点，”张智说。
在安元鼎公司构架当中，共有十个部门，但在其经济构成体系中，其他九个行政部门都是虚的，唯独护送部是“摇钱树”，地位也彰显出来，护送部是单列出来，由一名专职副总经理直接负责。(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护送部的特保们身穿青蓝色制服，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特勤”标志，臂章为“BEIJIN GSECU R ITY”(北京安保)英文环绕着的公司徽标：“安元鼎”。这身装束往往让访民们以为是特警。
成立之初，护送部的任务是应驻京办要求，从接济服务中心将访民接来稳住，骗访民说去个有吃有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刚开始是旅馆，后来变成了仓库，发展到最后便成了“黑监狱”。在他们看来，稳住和护送是一体的。按照客户的需要，接到安置点(“黑监狱”)两天之后，如果雇主发出押送回原籍的指令，护送队马上到旅馆来接人，装车送人。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收费的，费用包括：稳控费每人200元、强制费每人200元，这些费用都可以随便调整到300甚至400元；此外则是护送费：坐火车的，特保一天500元；开车押送按每公里12元算，随行的特保是另外加钱，一个特保工钱为300元，司机也是同样的价钱。
对于强制费的解释是：将访民接到安元鼎指挥中心的时候，访民身上的包和物，以及所有东西都要安检一遍。烟、刀具、手机、身份证都要收。并且要跟访民说，麻烦你配合工作，身份证和手机要交给我们保管。碰到不合作的，就采取强制措施，这一项是收费的。因此在行动之前，安元鼎一般先给客户打个电话，对方说要强制的话，特保们便动手了。
碰到难缠的上访人员，四个特保抓着胳膊拉着腿往车上一摁，摁到车上就跟他说：别害怕，我们是国家信访局的，是给你解决问题的，不要怕……“我们经常去永定门汽车站一带，许多进京上访的老头老太太在那坐着，当地驻京办给我们打电话，去了之后，抓着便往上车丢。”一名安元鼎特保说。
安元鼎护送部刚开始只有10多个特保，三四辆车，一辆大客车已经很旧了。之后又买了两辆面包车，坐11个人左右。后来人多了，车不够了，就开始租车，招人。
2009年初，安元鼎公司应贵州省的要求，押送了两辆大客车的访民，这趟行程收入为30万。
彼时，安元鼎有小车17-18辆，总共30多个司机，两会一过，马上增加了10辆7座的依维柯。到现在，51座的大巴有3辆，24座的3辆，27座的有4辆，7座的有6辆，别克，奔驰……
安元鼎护送部的队伍逐渐健全完善，护送部编制建设也有着军队色彩：下设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中队是两三个班，一个班有七八个人。
“在护送部，特保加上司机有200人左右。有值班的，安检的……所有人都住在一块，在安元鼎接待中心后面的大院里，楼上楼下，平房，很热闹。像部队一样的上下床，房间有8个人的，也有10个人的。安元鼎还规定：在特保内部，男的不许跟女的谈恋爱。”
安元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赚钱模式，在关押访民的市场领域中开疆拓土，为其带来了高额利润：2008年年底，注册资金还是“小打小闹”的100万元，此后半年，一跃扩充10倍为1000万元，其中，张军出资980万元。
北京市工商局年检资料显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营业收入为861.93万元，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跃升为2100.42万元。安元鼎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荣耀，都来自这一年之后。目前，拥有保安3000余名。
但张军谋求的不是单向度发展，眼前的事业虽然看起来风光无限，也危机四伏，不时被媒体或者网络曝光出来的殴打、关押访民的控诉，让他觉得有必要收敛些。他告诫手下，尽可能地不要动武，应该转变观念，暴力对他们并无好处，访民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财神和钞票。
此外，他在2008年登记注册了两家企业：北京安元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及与安元鼎一字之差的“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后者的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接受委任提供劳务服务、劳务派遣、翻译服务、销售消防器材。从股权变更迹象来看，这家公司似乎更像是张军在为培养其儿子张学松做准备，这位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身份登记是：初中毕业，在京劳务，目前任职安元鼎业务部经理。他在安元鼎新公司出资额为10万元，仅次于张军。
就个人发展而言，47岁的张军已完全从围场县一个“挖土豆”的农民，蜕变为成功商人，一家集雅俗一身的金字塔式公司董事长。他深入简出，吃住、办公都在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上的安元鼎装饰一新的接待中心总部大院，极少露面。
“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
安元鼎最初的雇主们是代表各地政府的驻京办，但光这样还不行，他需要主动出击，才能将业务网络辐射到各省地区，甚至偏远乡镇。现在的良好业绩难以想象，即便在福建最偏远的乡村也有安元鼎的业务往来。一名负责押送访民的特保说：“我们跑过三亚、云南。”(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做到这样的地步，必须归功于安元鼎的业务部。名字看起来不怎么打眼，在安元鼎公司组织结构上，它排名第二，但在安元鼎的赚钱模式中，它却是连接公司与雇主们的桥梁。
在安元鼎，专职联系护送业务的业务员有5-6名，都是酒量很好的年轻女性，按照省份划分各自的业务区域。她们的工作就是给各地驻京办和相关部门打电话，请负责人吃饭。活是接不完的，白天晚上都忙，拉不完的人。业务员们拿提成，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三四万。
在安元鼎业务员的文件包里，有两份文件是谈生意时必须携带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
《委托书》似乎是一张免责声明，它声称：兹有某某省某某市，依据《关于对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要“快速接领、快速劝返”》的要求，特委托受托方将我省非正常上访人员(人数)，护送回。望贵单位鼎力配合。
《特保护送服务合同》则详尽列出了“特保护送内容”、“聘用特保队员的形式、数量、服务期限和服务地点”、“护送特保人员补助费以及管理费收费标准和付款方式”，以及“双方权利和义务”。
收费内容有四项：特保队员服务费(每人每天多少)、护送管理费(路程公里数算)、协助代理服务费，以及住宿费。
上述特保人员说：“合同有三份，白的，红的，绿的。白的是和驻京办签的，签了这个最起码路上有什么事的话，这是证据。价格是自己定。驻京办是要拿回扣的。比如你找驻京办要3000元，驻京办要找地方政府要3600元。”
规定付款方式为预付制，长途护送发车前预付总服务费的80%，剩余20%返京后一次性结清。这种方式对于安元鼎是有利的，之前也有过教训，几名特保拿到一笔护送费巨款后潜逃了，安元鼎只好吃哑巴亏。如今预付制能把款项安全收回。
2010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下通知，让安元鼎将“特保”名称改成了“特勤”。一是，两年之中安元鼎特保已经臭名昭著，所到之处，怕人知道，招来报复；其二是据称保安总公司感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
今年4月份，安元鼎在每辆护送车里安装了摄像头。一名特勤声称：“上访的分两拨，非法上访和正规上访，正规就是在信访局、天安门分局和三里屯派出所这些地方，送到马家楼的，就是非法上访的。当地驻京办打电话叫咱们去，就把人接出来，先安置稳定下来，做思想工作，稳固一两天，再送走。一人一天200元生活费。住的地方是我们租别人不干了的旅馆。专门找个人负责做饭，再把他们的心一一笼络。”
高峰期关押点一个地方不够，进进出出，有的住两天，有的三天，安元鼎每天必须给当地驻京办打电话，汇报被关押的访民思想状况怎样，以此确定护送日期。(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对于安元鼎来说，收集双方的信息是有必要的。张耀春第二次被关押在“黑监狱”时，注意观察到这一点。她回忆说，“一进去，他们就骗我们，跟我们说有什么上访材料就交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帮你们交到政法委、中纪委等等高层的地方去。老百姓很相信他，整天讨好他，排队去他那里向他求，他们就时不时抓紧时机，告诉我们这些上访人员，说上访是不归之路，要么就坚持到底，要么就回去，再也不来。坚持到底就是要勤来、多来。”
“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这样说好像感觉到他们很关心我们，很真心帮我们。他们还说关我们是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他们还说，你们多来的话，就把你们地方政府官员的分给扣了，中央扣了他们的分，对他们的前途有影响，他们就害怕了，就会被迫帮你们。后来我发现这是假的。”
张耀春认识到，对于“生意人”安元鼎来说，“维稳才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呢，反倒是稳定了，他们的生意也玩完了，政府是雇主，访民却是财神。”
“财神”却常被弄伤。“去年春节前，安元鼎护送部一名大队长殴打了一个被关押的老太太，他抓住胳膊，老太太就骨折了。老太太送回去后，反过来把打人的保安给告了，公司也没有保住他，判了两年。”
“大队长被判刑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人。”一名特保队员目睹了这位大队长被抓走，他对安元鼎的冷漠耿耿于怀。
要弄明白“访民和财神的关系”，就必须转变工作方式和态度。张军告诫下属：“第一，要让访民信任我们公司，送人期间不要打人，打人的话第二次再不来了；第二，要让驻京办信任我们公司，对他们说一定能抓到，并押送回原籍，绝不会出事。”
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
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
该保安公司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
类别:深度调查 浏览量:
58460
版次:AA18 版名:深度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9-24
作者:龙志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
摘要：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鼎)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聚集在北京南站附近的访民们，绝大多数被安元鼎关押过，有的甚至不止一次。
戴月权数次反映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的情况，均无答复。
安元鼎用来押送访民的“护送”车。
安元鼎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书。
南都记者龙志 实习生杨艺蓓 发自北京、广西、福建、河北、湖南
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鼎)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但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黑监狱”的畸形存在就像毒瘤，是谁给安元鼎们以“司法”的权力？
南都记者历时半年，对这一极端隐蔽的“公司业务”，做了缜密的调查。
[上篇]访民噩梦：无效的抗争
安元鼎噩梦是如何降临到访民头上？在“黑监狱”中他们遭遇了什么？在大肆抓捕、押送访民的行径背后，谁是安元鼎的雇主？
A：女警张耀春的故事
上访女警被送黑监狱
来到北京第三天，张耀春接到一个电话后，前往位于东三环中路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驻京办，陪同的还有另一名湛江籍访民林蒂芬。
在双井桥和国贸桥之间的桂京宾馆是广西驻京办所在地，宾馆呈半封闭状态，出入经过一扇铁门，正对着车辆川流不息的路桥。
2009年12月16日，北京气温零下5℃，张耀春来到这里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但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她让林蒂芬留在桂京宾馆门口的招待所，以防不测。
2000年以前，张耀春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户政科一名干警；在此之前，她曾在内保科工作了两年，负责枪支造册登记存档。她发现这里的枪支管理之混乱匪夷所思，某些干部为了牟取私利，竟然凭着私人感情给社会上的“包工头”、“大老板”们配枪，甚至以种种名义违法销售枪支弹药给一些单位和个人。①
在一次执法大检查行动中，张耀春向“检查团”说出了真相，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合浦县公安局某些人违法乱纪情况反映》的材料。“检查团”走后，她遭到调离，最后以“考勤不及格”为由被辞退。
2001年《南方周末》曾介入报道此事，但一切并没有改观，站在媒体面前的张耀春处境更加艰难，由此前对付个别腐败分子，上升到对抗整个利益集团。她所揭露的问题被一一证实、查处，但她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落实。更有甚者，在2007年夏天，曾经同处一室的战友以身份证是假的为由，拒绝帮她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她便成了这个国家里没有身份的公民。
自9年前第一次进京上访开始，张耀春与驻京办官员打过无数交道，今天打来电话请她过来了解情况的是驻京办负责人朱某。(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她如约到来，却发现危机四伏，除了从北海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巷口还布设了两个便衣警察，来抓她的人终于现身了，她试图冲出去，路口也被封堵了。她落入一个早已布好的圈套中。
等着她的是一辆白色依维柯，车身大字赫然：“安元鼎护送”。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人冲出来，对于张耀春来说，这套制服再熟悉不过。制式、颜色与特警制服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肩章上写着：“特勤”。
这是安元鼎与访民张耀春的第一次交集，5个月后，当她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逮到，并交到安元鼎手中时，在被押送回合浦的路上，她甚至跟其中一个“特勤”聊得很熟。
在车上，张耀春问：你们拉我去哪里？
对方回答说，上车就知道。
张耀春大声抗议：“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权。”
两个“特勤”警告她：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驻京办官员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张耀春说，他们甚至还帮忙扭送上车。但他们不是帮凶，他们是雇主关系，是他们打电话请来了安元鼎。在此之前，他们达成了协议：以政府的名义与安元鼎签订押送上访人员的服务合同。这是安元鼎公司诸多业务中，最赚钱也最见不得光的一项。
“囚车”(在张耀春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一个多小时后，开到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张耀春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越走越远，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那是个破旧工厂，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小铁门，红红的。
张耀春进去时，里面关了约两百多号人。天冷，墙上挂着空调，很旧了，根本不顶暖，被子又臭又脏，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冬夜，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这让张耀春备受屈辱：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
这是安元鼎在北京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设立的众多“关押点”之一，访民们称之为“黑监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之后，他们无法跟外面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张耀春就去排队，她想喝点稀饭，对方回答：“没有。”
张耀春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她不服气上前顶嘴，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在这个关押点，安元鼎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音)。
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张耀春争辩，一把揪住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张耀春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在众人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向张耀春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对着这名曾经的女警察，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愤愤地说，我要拘留你，“你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张耀春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她想，去拘留所也好，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她对来核查情况的安元鼎特勤小队长韦应强(甘肃白银人，现已离开安元鼎)说，“你们到厨房里看看，能捞出米来吗？”
韦应强试着在锅子里捞了几下，一小勺都没捞出来。
3万元被“特勤”押回县城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 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安元鼎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胸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事实上，在对给安元鼎招聘特勤的劳务公司采访时，南都记者获悉，自2008年之后，安元鼎招聘“特勤”的标准提升到：身高180CM，且要求是训练有素的退伍军人。③
即便张耀春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安元鼎关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罚，在此受刑服役的人。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
安元鼎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安元鼎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暇。
韦应强透露给张耀春的价码是，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食费。接下来，安元鼎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在第五天后，张耀春和广西常乐的一名访民被押送回北海。在标有“安元鼎护送”字样的依维柯囚车上(车牌号为：“京M O B035”)，除了两个司机，还有两个男“特勤”，以及一个女“特勤”，一共五个人。
在路上，依然是黑监狱的延续，访民们被训诫：不许停车吃东西，车上的面包、快餐面不许拿开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没人理你。从北京到广西北海合浦，一共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马不停蹄，车不熄火，两个司机轮班开。
到达广西合浦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张耀春曾经的同事——— 合浦县公安局信访科干警彭某和李某，以及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周某早已经等在那里。
交接仪式显得快速而有效，安元鼎公司的特勤人员和警察们对照了合同之后，一方收钱回京，另一方，则将这个“上访者”押回县城。
2010年5月27日，在进京上访，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交给安元鼎时，押送张耀春和另一名访民回广西的车辆牌照为：京M OB039。
这次，跟她熟悉的一名特勤告诉她，押送她的价码是：三万。④特勤小队长在一旁怂恿她说，你下次再来北京上访，你一来你们地方的腐败官员就害怕了，就扣分了。
“是啊，我来北京上访一次，你们又多赚3万。”张耀春骂道。
下午，在老地方交接的时候，张耀春看到了公安局与安元鼎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从合同中不小心掉下了驻京办出示的一张证明。
“这并不奇怪，一个曾经的人民警察，却被保安公司送进了黑监狱，像犯人一样押送回家，经历过这样的事，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她说。(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B：被殴访民的恐惧与疑问
2010年，出身于刑侦专业的傅政华，在其55岁之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履新第74天后，部署“雷霆行动”，扫荡了首都最知名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一战成名。
傅政华的出现让远在无锡的谢其明看到了一缕曙光，他和其他17名访民合计后，决定给傅政华写封公开信，告诉这位首都公安局最高行政长官，在其治下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可能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⑤
44岁的谢其明是原无锡市卷笔刀厂法人代表，2010年1月26日，他前往北京上访，三天后，在位于王府井附近的公安部信访局按程序登记了信息，当天被接待的无锡籍访民约有60多人。
走完上访程序后，谢其明一行18人
在街上游览，被民警盘问是否来上访，并要求检查身份证。
之后他们被带到公安分局，并做了记录。大概三小时后，一辆安元鼎护送车开进公安局大院。警察将18名无锡籍访民接交给安元鼎公司。按照性别区分他们被分别关押起来，其中谢其明和另外一名男性访民被押送到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88号的安元鼎总部接待中心大院，在那里，他统计了大约有60多名“难友”；另外16名女性访民被送到一处离安元鼎总部不远的仓库，据她们统计，里面关押了大约200多名上访者。⑥⑦
在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他们被逐个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私人物品被扣押，并由保安看管限制人身自由。谢其明说，“所有的保安制服与正规的警服极类似，常人很难分辨。”
访民们在安元鼎关了一天一夜，超过了24小时。1月30日晚，18人被押上车身写有“安元鼎护送”的大客车，押送回无锡。随行有两名司机，以及20多个“特勤”，每个“特勤”看管一人，访民相互之间被禁止说话，稍有越轨则被身边的看押人员恐吓、谩骂。
晚上车行至河北沧州高速公路服务站休息时，保安在车内吸烟，访民中16个妇女，被呛得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要求保安不要再吸烟，但立即遭到他们的谩骂。
“特勤”小队长是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胖子，但极度缺乏教养而又性情暴戾，他动手殴打了一个名叫沈建群的妇女。⑧
女访民王品仙刚刚上完厕所回到车上，她站在“胖子”后面，被他挥动的拳头误伤了。王品仙责问他为什么打人，“胖子”转身对王品仙劈头盖脸地一阵猛打，嘴里还不停地狂叫：“刚才不叫打人，这才叫打！”王品仙的脸上顿时破皮流血，眼眶乌黑。⑦
“胖子”不光在王品仙的头脸上狠打，亦对她胸部乱打乱抓，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暴行，甚至引发了随行部分“特勤”的反感，他们也喊道“胖子”不要打了。但行凶者充耳不闻，继续殴打女访民。⑤
谢其明上厕所后回到车上，撞见“胖子”的恶行，打抱不平地说：“有事好好说，你不能打人啊。”对方不说话回手对谢其明脸上打了几拳，还叫其他2个保安群殴谢其明。
随后在山东境内，谢其明又被“胖子”特勤队长等人无故殴打了2次，倒地后，特勤们狠狠地踩住他已触地的手掌。打人时，“胖子”亦重复这句话：“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打人？这样才叫打人。”
后经无锡市人民医院诊断显示：谢其明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见医院诊断报告)。
1月31日晚，车到无锡新体育馆门口，18名访民被等候在此的各街道办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一一认领，谢其明和王品仙两人脸上的淤青未消，甚至还流着血。
谢其明最后一个被领下车，他看到了双方的交易过程。他说：“无锡市政府的一名中年男子把钱交给安元鼎两名司机中的一名，当场现金交易，然后各自回去”。
但18人并没有被送回家，随即被无锡方面以口头宣布的“学习班”名义关押到各区的宾馆，直到春节前一天才被放出来，亦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和书面手续。
谢其明和王品仙在采访中向记者证实，他们被关在宾馆时，向看守打听到安元鼎押送访民的价格是每人每天食宿费300元，加上押送等费用，每人4100余元，共8万余元。但进一步了解的情况是每人1万多元，这笔钱由每个访民所在的街道支付。
“这就是我们的遭遇，”谢其明说，在他们被从“学习班”放出来时，新年的喜庆并没有冲淡内心的恐惧，反而像噩梦一样，让他们坐立不安。
春节期间，18名访民聚在一起，他们把这些恐惧列举出来，形成了以下疑问———
我们想问的是：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有执法权？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我们知道稳定靠的是法治，靠暴力和违法犯罪是带不来稳定的，希望有人能对此作出回应。⑤
C：老访户状告黑监狱安元鼎
57岁的重庆人戴月权决定状告安元鼎公司和重庆驻京办，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驱赶访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一名老上访户，自1977年7月被抽调修水库，因工伤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他逐级信访到北京12年。2009年9月30日，戴月权到国家信访局领表填表交表后，被送往久敬庄。在那里他被重庆驻京办官员控制后，交给安元鼎，随后被送到北京朝阳区南顶路红寺村的一个黑监狱。
“这所黑监狱关押着数十名信访人，年龄最小的是重庆市石柱县周博之子周易只有两岁多，整天哭喊着要妈妈……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同时关押在一起，老人七十多岁，还有个双下肢瘫痪靠滑轮在地上滑行的残废人，他是贵州安顺人……”
4天后，一名大学生从黑监狱里逃出来后，告发了这里，戴月权与其他信访人一起被紧急转移到北京南四环外的朝阳区小红门村西门的“北京市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
这座“黑监狱”比之前的更严，两扇铁大门同样日夜紧锁着，门口由多名保安日夜轮流看守，里面有保安拿着花名册随时清点人名，门外有保安不停巡逻，门旁还有两条狼狗盯着来往人。
该黑监狱关押着100人左右，其中年龄最大的是75岁的黑龙江黑河市人杨培耕；关押时间最长的是江西赣州的廖启荣，他于2009年8月18日进来。廖说，他进来就挨打，直到他写下再也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停止。廖还说这里随时打人，他看见一个云南人被打得皮破血流，衣服被鲜血染红了强迫脱掉……
戴月权在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关押了6天，随后押送到北京西客站，交到前来截访的重庆巴川办事处负责人手上。
因为总是进京上访，戴月权成为黑监狱的常客。去年5月份，他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京E25441”车送到通州潞城镇距留庄东口指路牌200米远的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⑨
遣送回家乡后，当地派出所干警警告他说：“从今起不准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上访，否则一律送劳动教养，你多次被拘留，已经劳教过，再去就判有期徒刑五年至十年……”⑨
2009年3月，戴月权与同乡访民林永良二人在北京南站乘公交20路车前往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待室信访途中被抓。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京M 10167”车押到通州潞城镇“富乐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旁边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
2007年9月，戴月权与妻子来京上访，遭到重庆市驻京办人员的殴打，致戴月权多处软组织挫伤。
自2007年9月至2009年10月止，戴月权先后共被关押三次合计16天。毒打两次，抢光材料、有关证据、法律书籍等财物一次，“这些都是重庆驻京办的××等人勾结安元鼎保安公司所致。”
戴月权分别向朝阳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寄送举报材料。今年5月25日，他接到检察院答复通知，称材料已经转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信访办处理。
朝阳分局答复他，已派人去重庆驻京办和安元鼎调查，请等待，下周再来。一周后，戴月权来到公安局，却没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人给他答复。
又过了一周，仍没有人出来答复他。6月下旬，公安局的警察告诉他，“这事不归我们管，你到别处去告吧。”
“可是，我被关押在安元鼎的黑监狱里，都在你们管辖区啊？”戴月权问，“不找你们找谁？”
跟以往一样，依然没有答复。
[中篇]起底安元鼎
它如何从一家“杂货铺”发展为专业的保安公司？它的迅速“崛起”靠什么？一个河北农民如何操纵访民命运？
http://gcontent.oeeee.com/f/6c/f6c9dc70ecfd8f90/Blog/8c2/f22cbe.html
[下篇]外包的维稳职能
上杭县公安局在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6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http://gcontent.oeeee.com/f/6c/f6c9dc70ecfd8f90/Blog/c9a/7b79da.html
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我举报了18年
[荐] 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我举报了18年
复制地址
转载
分享
原乡之路 2010年09月02日 17:28 阅读(399) 评论(6) 分类：存档稿
举报
字体：大▼
纪实文学《大迁徙》作者谢朝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渭南警方刑拘（详见本报9月1日深度版《“渭南书案”调查》），书中披露诸多移民问题被怀疑是此番遭遇的原因之一。
“渭南书案”也让现任陕西省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走向舆论之尖。自1992年以来，李万明便开始举报移民局内部滥用、挪用移民款、侵占移民安置土地等问题，至今已举报了18年。举报材料由最初的4页纸，到现在已经是18.7万字的内容。寄出去的举报信也有780封。
在谢朝平为撰写《大迁徙》来渭南调查时，李万明又为他提供了很多资料和证据。于此同时，伴随着李万明的是各种挤压和报复，他为此被有关部门关押了22天。
在谢朝平被抓后，昨日，网站上也挂出了李万明关于《大迁移》的公开信，信中对渭南文化部门没收《大迁徙》一事表示愤慨。
昨日下午，李万明坐在南都记者对面，历数18载辛酸举报路。
“我和谢朝平没有经济往来”
南都：您好，谢朝平为了写《大迁徙》这本书，来渭南6次，每次都见您吗？
李万明：每次都见，因为自1985年成立渭南市移民办（2002年改为移民开发局）至今，我都在移民局工作，对移民情况很熟。
南都：他除了采访您，还跟您有什么交往？您对他的人品有什么评价？
李万明：除了采访，就在一起吃饭，再没有其他的交往，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每次吃饭都是他掏钱。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讲黄段子，而且他对贪污腐败问题也很憎恨，我们在一点上有共同点。
南都：您看过他写的《大迁徙》这本书吗？对这本书作何评价？
李万明：看过，他送过我一本。对于他写的1985年以前的三门峡库区移民历史，我不了解，所以不能做评价。但之后的内容，我是移民史的见证人之一，我觉得他写的很客观，没有夸张。
南都：您对他写书提供了哪些帮助？
李万明：我给他提供了十几万字的举报信，以及所有证据。
“举报信到现在有18万字了”
南都：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举报移民过程中的腐败问题？
李万明：1992年。当时我发现移民款乱用现象时分严重，被移民局借给物资局、公司、个体等等，所以在党组会上，我就跟当时的移民办主任程远提意见。但是随后，他不但不纠正，不感谢我，还给我小鞋穿。比如，职务上不给提拔，分房子分到的是差的楼层等等。之后，我就写了第一封举报信，写好后，第一个给程远本人看，当天下午就给市政府主管领导看，第二天我坐火车去西安，给陕西省移民办主任看。我这样做是搞“阳谋”，我不搞“阴谋”。
其实，我这样做还是吓唬吓唬他（程远），看他能不能改正，如果改正就算了，结果过去半个月还不见改进，所以我就将举报信发给国务院办公厅，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南都：举报有什么结果吗？
李万明：1996年4月，陕西省水利厅的一名监察干部和陕西省移民办的一位领导组成调查组进驻渭南市移民局。但是调查组调查了一个多月，对我反映的问题没有一个进行落实、查处、纠正，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001年年底，陕西省相关部门再一次派出调查组到渭南进行调查，其组长仍是1996年的那位组长，这次调查，我所举报的问题依然一项都未得到查处。
南都：至今，您共举报了了18年？
李万明：18年！举报材料最初只有4页纸，但是问题越来越多，所以举报信的内容不断增加，到现在已经是18.7万字的内容了。寄出去的举报信已经有780封了。
南都：您举报了哪些问题？
李万明：滥用、贪污移民款，侵占移民的安置土地等等。
因为读报事件被关了22天
南都：举报了这么多年，有哪些重大反响？
李万明：一个是1996年，《工人日报》以《移民款不能乱用》为题，全文刊发我的一封举报信，举报信举报的是，渭南市移民办在10年的移民返迁安置中，对移民资金的管理上存在很多漏洞和问题。譬如：先后向某物资部门免息借出400万元，到1996年仍欠74万元未还；向某中外合资企业非法入股300万元，同时下属某县移民部门也向该企业非法入股300万元，该企业因效益甚差，资不抵债，被迫于宣告破产，致使入股资金的本、息及红利分文未收，遭受惨重损失；向某企业非法入股55万元，到1996年末收到任何本、息及红利；借给某私人60万元，此人做生意全部赔光；向本办机关下设的5个行政科室各借给lO万元搞经济创收，并向本办机关经济开发公司投资和拆借70万元经营周转，其中一个科室因亏损，10万元无法收回。投资75万元在陕北子长县打油井，结果油井全部报废；下属一些县(市)移民部门投资搞经济创收，累计亏损数百万元，其中有一个县竟损失l 88万元之巨；用移民资金给市领导无偿购置小轿车2辆；另外，还存在其他一些乱花经费、滥发钱物、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等各类违纪行为。工人日报还派出记者丁国光进行调查，调查的情况属实，并以“调查附记”的形式刊发了。
报道出来后，我买了一些报纸送给移民，几天后，在华阴市华西镇华西小学里，有100多个村民和200多个学生在读报纸，这被当地政府认定为非法集会。
这让当时的市委市政府极为震怒，渭南市委在给陕西省委的汇报材料中，建议要对我依法惩处，最低给予劳动教养。因为我给移民提供了报纸。之后，我被关押了22天。
这是让我感到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如果我有罪，可以把我关到监狱去，但是他们把我关到一个基地里，我老婆到移民局问了三次我的下落，但没人告诉她。在被关押期间，联防人员和我找一个房间，每晚睡觉时，联防人员睡的床铺要顶着房门。
南都：您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李万明：逃跑出来的，跑出来以后，我从一个老乡家借了400块钱，借了一件大衣和一顶鸭舌帽，把帽檐往下一压，大衣领子朝上一翻，把脸遮住，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到北京后，我找到《工人日报》，由该报的记者陪同，到中纪委主管西北监察的第九监察室递送了控诉信。九室负责人看信后，用电话通知陕西省纪委转告陕西省公安厅：一、对李万明同志不能有任何虐待行为；二、对李万明同志的反腐举报行为要给予保护；三、对李万明同志在移民问题上的调查处理必须实事求是，在无罪的情况下，尽快给予释放。所以我被无罪释放了。回到移民办。
南都：还有哪些有影响的举报？
李万明：再一个就是2006年的一个举报，当时举报的是，2003年８月，渭河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华阴市的高家村、罗西村等11个村庄被定为泄洪区。洪水过后，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将陕西省上报的灾区３４７４户村民外迁。按照国家、地方、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按照每户１．７万元的标准补助，中央补助共计５９０６万元。但直到2006年，村民仅获得50万元救灾款。
这次举报，引来数十家媒体来采访，谢朝平当时是《方圆》杂志社记者，他第一次来渭南，就是为这事来的。
南都：这次媒体轰炸式报道起到了什么作用？
李万明：后来，经过陕西省与中央协商，陕西省发改委于2007年发文，决定把剩余的5856万元灾后重建款全部转拨给华阴市水利部门用于该市境内4条南山支流的防洪工程。但是今年7月24日，其中之一的罗夫河的防洪工程发生了决口事件，惊动中央。
南都：您举报了这么多年，移民局的领导受到影响吗？
李万明：没有直接影响，问题最大的是过去的渭南市移民办主任程远，但他直到2000年才就地免职，原因是在“三讲”教育民主测评中，两次不过关，按照当时的政策而就地免职。
南都：您的举报有积极作用吗？
李万明：有。比如在我举报前，很多人跟移民局借钱，近十年来就不敢了。2002年10月，王民庆从渭南市农机局调任渭南市移民局局长前，就有很多人提前给他打招呼，要跟他借移民款。他上任以后，跟每个职工谈话，也跟我谈话，了解到我的情况，还看了我的举报信，之后，他就没敢借钱给他们。
我在移民办工作掌握一手材料
南都：您举报的这些事情有证据吗？是如何搜集的？
李万明：1985年到1991年，我在移民办库区科，主要工作是内务，写材料，和统计移民安置人数等等，因此掌握移民返库的真实数据，到移民返库结束时，我统计的数据是69000人，到1992年，写《移民志》时，这个人数是7.3万人。当时的一把手看到这数据后很吃惊，要我不要往外说，因为中央是按照15万返库移民来发放安置经费、计划内重建物资，如钢材、水泥、柴油等等，还按15万人分配土地。多出的部门全被瓜分了。
1991年到1997年，我在移民办人事秘书科任综合秘书，也是写材料的，写工作总结等等，综合秘书还有个好处是可以跟主任、其他科室询问情况，所以能掌握很多一手资料。
以后，我虽然在移民局工会任职，但还在移民局，可以看资料，可以跟同事了解情况，各县移民局也会跟我反映情况，还有移民也会提供很多情况。
南都：您举报18年，除了刚才提到的被报复外，还遭受哪些不公正待遇？
李万明：1996年，《工人日报》的报道之后，我被关押了22天，之后我逃出来了。回到单位后，不给我安排工作，不能参加很多会议，所以1997年到1999年，我回老家办厂。2000年，又回到移民办。
我回来后，同事告诉我，我不在的这三年，乱花移民款达到高峰，乱借、乱吃喝。
但我回来后，连办公室都没有了，我的办公桌摆在一个职工的“厨房”里，因为她在那个房间里做饭。
我在移民局工作了26年，仅在2006年受过一次提拔，从副主任科员提拔为主任科员。而我的副主任科员在2002年才得到，当时，国家政策规定，凡年龄达到50岁、工龄达到30年的科员，自动提升为副主任科员。
南都：您家人怎么看待你举报行为？
李万明：1996年的时候，我妻子很反对我举报，我说，你如果不能接受我举报，你可以和我离婚，当时我说，如果孩子反对我举报，可以和我断绝关系。我当时是横下一条心。
南都：后来呢？
李万明：当然没有，起初是家人担心，但看到我这么坚持只好默认了。
南都记者 鲍小东 发自渭南
“渭南书案”调查
“渭南书案”调查
复制地址
转载
分享
原乡之路 2010年09月02日 17:19 阅读(303) 评论(3) 分类：存档稿
举报
字体：大▼
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关押在该市临渭区看守所，这是第12天，南都记者介入调查时，谢在北京的妻子仍未接到警方的任何书面通知。“他们只叫我给老谢寄去了衣服。”谢的妻子李琼说。
55岁的谢朝平曾是《检察日报》旗下《方圆》杂志记者，今年6月份，因身体原因辞职准备回老家四川。更早的时候，他是四川达州市检察院的一名退休检察官。4年前，谢朝平到渭南采访移民款被挪用一事，并以三门峡库区移民史为背景，撰写了纪实文学《大迁徙》。
今年6月，《大迁徙》被《火花》杂志以增刊形式出版，当杂志运到渭南时，被当地文化局以“非法出版物”为由没收。
8月19日，陕西渭南市临渭公安分局四名干警，赴京将作者谢朝平强行铐走，并收缴了大批书稿、资料以及笔记本电脑等物件。他的涉嫌的罪名是：非法售书（非法经营罪）。
一 赴京抓人
渭南警方是在8月19日下午5时许进入谢朝平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出租屋，女主人李琼正准备晚餐，“老谢在他的电脑桌前整理资料。”
敲门声响起，说是“查户口”的。李琼从厨房赶出去要开门时，却没有看到人。
大约过了20多分钟，又有人大声拍门。谢朝平急忙去找钥匙开门，闯进来7、8个陌生男子。
陌生男子问，“你们谁是户主吗？”
谢朝平说，“这个房子是我们租的。”
陌生男子问，你叫什么名字？
“谢朝平。”
话音刚落，几个人扑上来扭住了他，试图将其扑倒在地。谢朝平在挣扎时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没有人说话。
在拷住了谢朝平后，才有一名男子亮出了警官证，来自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公安分局的警察。
据李琼称，前来抓人的，是临渭公安分局的警察王鹏、刘延新等4人，陪同的本地警察有北京朝阳分局的陈旭等共七八人。
警察按住谢朝平，强行拷上手铐后便往外拖。之后，开始搜查房屋。谢朝平抗议搜查时必须在场，警察再将其带到房间。
翻箱倒柜的搜查大概进行了三小时之后，当晚八点多钟带走了谢朝平，此外，还有笔记本电脑一台、录音笔一只、U盘两三个以及几大包书稿资料。
当时谢朝平仍穿着短裤，妻子李琼注意到了这点，坚持让他穿上长裤再走。渭南一个警察凶巴巴地说，“她包庇，把她一起带走。”
在2005年退休前，谢朝平是一名执法二十多年的检察官，他对前来抓他的警察说，“我没干违法的事，你们这样干以后怎么交待？”
据南都记者了解，由于手铐拷得谢疼痛难忍，陪同渭南警方办案的一位北京警察如此感叹，“早知是一个文人，就不用像对付小偷流氓一样那么费劲了。”
李琼从警察口中得知了拘传丈夫的理由——临渭公安分局的警察称，谢朝平涉嫌“非法售书”，依据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李琼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在警察押走谢朝平之前，他们进行了如下最后的对话：
“你写个书，干嘛写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啊。”
二 《大迁徙》纪实
警察口中的书，其实是《火花》杂志6月份的增刊，刊登了谢朝平撰写的一篇名为《大迁徙》的纪实文学。
4年前，作为《检察日报》下属《方圆》杂志社记者，谢朝平到渭南采访移民款被挪用一事。２００３年８月，黄河最大的支流之一渭河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华阴市的高家村、罗西村等１１个村庄被定为泄洪区。洪水过后，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将陕西省上报的灾区３４７４户村民外迁。按照国家、地方、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按照每户１．７万元的标准补助，中央补助共计５９０６万元。但直到2006年，村民仅获得50万元救灾款。
经过采访，谢朝平写成《655次举报》等两篇稿件，因此和三门峡库区移民建立了联系。
移民们早有请人写移民史的想法，他们曾向多名记者表达过，但记者们虽然都关心移民们的生活，却无人答应写这本书。谢朝平来渭南采访时，移民代表们又一次向他表示写移民史的愿望。
谢朝平那次写的两篇文章，最终因为被公关而无法见报。当时的方圆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龙平川回忆说，当时的稿子是他编辑的。他评价说，谢朝平以前是达州市检察院检察官，后来办理了退休手续，被杂志社聘用为记者，还办理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办法的记者证。
2006年6月24日，渭南市宣传部副部长何移民局局长来到编辑部，仅指出稿子中一些数据和时间上的出入。
“我说，既然都是些小问题，那就改改，稿子还是要发的。”龙平川回忆说。当晚主编签字出版，并作为当期杂志的封面文章。但不久，龙平川接到领导电话说撤稿。如今，回忆起往事，龙平川仍觉得可惜，错过了一个好选题。没想到几年后，谢朝平找到他，请他为《大迁徙》写序。
而谢朝平当年被撤稿之后，就决定写一部三门峡移民史，三年中，他利用节假日，6次自费从北京到渭南采访，终成纪实文学《大迁徙》。
至于出书的方式，他们先后想了几种思路，一是由移民集资，支付出书的成本，但又认为向移民集资不妥，所以想了第二种办法，找移民中的老板们赞助，然后将书免费发给移民，但这个工作也没人去做。后来，他们又想了第三种办法，即通过书店销售，结果杂志印刷出来了，就出事了。
6月10日，谢朝平打电话给移民代表们询问他们需要多少本杂志。据了解，虽然《火花》杂志社同意《大迁徙》以火花增刊出版，但印务费用由谢朝平现金支付。
移民代表们测算，三门峡库区现有移民60万人，以每个家庭5口人计算，有12万户家庭，他们认为最少需要两三万册。最后，确定的数量为1.5万册。
印刷好的杂志托运至陕西省渭南市，谢朝平随车来到渭南，与移民代表办理好交接手续后，连夜回京。时间是6月26日晚上9点多钟。
之前，渭南市移民开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在渭南市城区联系了一名当地的女老板，女老板将自己的仓库借给谢暂时存放了100包杂志。
而移民代表董生鑫、马连保等人早从华阴市、大荔县赶到渭南市城区。
董生鑫将货车带到华阴市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2点，分别将杂志存放在两户人家：华西镇良方村李治（音）家，华西镇北罗村赵八斤家。
凌晨4点，董生鑫就接到李治和赵八斤的电话得知，华阴市文体局稽查大队已将杂志没收了，理由是杂志是非法出版物。
马连保将杂志运到大荔县时，大荔县文体局稽查队也随后赶到马家，询问《大迁徙》的情况。
老马假装糊涂说，确有一本书，不叫《大迁徙》，而叫《大移民》，但是书还没到。
文体局稽查队人员便写了一份保证书，内容为：马连保知道了有《大迁徙》流入大荔县后一定主动举报，否则，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马连宝在保证书上签字画押后，文体局稽查队人员才离开。
三 非法刊物
“之所以签名，是想通过董生鑫了解书是不是非法出版物，如果真的是非法出版物，我就将书交出去，如果不是非法出版物，我就要将书先保管好，暂不发放。”马连保说。
6月27日12点多钟，李万明也收到不利的消息，早上9点时，渭南市文体局稽查队、临渭区杜桥派出所就通知女老板到派出所，了解杂志情况，并把寄存在仓库里的杂志拉走了，理由是疑似非法出版物。
之后，渭南市文体局、临渭区公安分局先后两次找到李万明了解增刊、存放杂志等事宜。
但华阴市文体局稽查大队却一直没有调查董生鑫，董生鑫主动找到华阴市文体局，华阴市文体局一位姓丁的局长答复称，是渭南市文体局通知他们查收杂志的，并称书是非法出版物。董生鑫致电给谢朝平，谢答复称，书并非非法出版物。之前，他已经出示了火花杂志社出版同意以增刊形式刊发《大迁徙》的文件。
这份“火花函（2010）第018号”的文件，时间是5月21日，签发人，魏丕植，是火花杂志社执行社长。这份文件是火花杂志社致印务有限公司的函，标题为，“同意纪实文学《大迁徙》以火花增刊出版的函”，内容显示：由谢朝平同志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文稿，经我刊执行主编陈荣麟同志审读，由谢朝平本人多次修改，现已达到出版水准。经社编审委员会审定，可以出版发表，我社同意以本刊2010年增刊方式出版。请你厂付印1万册左右，印务费用由谢朝平同志现金支付。
但华阴市文体局对董生鑫表示，山西省火花杂志社的函件称不知杂志增刊事宜。
原来，6月28日，山西省火花杂志社给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来函称：“我社2010年未出版过任何增刊，渭南查处的《大迁徙》一书与我社无关。”据此，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将《大迁徙》鉴定为“非法出版物”。这一鉴定便成为华阴市文体局收缴此书的主要依据。
但据了解，火花杂志是山西省文联主办、北京名镇方志文化传播中心协办的刊物。该刊每月两期，上半期的“大众文艺版”由山西太原负责编辑出版，下半期的“文化创意产业”由北京采编部负责编辑出版。出版业务由两地编辑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两地在人员管理、业务用章及经费开支等方面也都相对独立。此种情况，都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同意和备案的。
董生鑫并不认为这是非法出版物，之后他每个星期一都去华阴市文化局要求退还杂志。渭南市文化局稽查队队长几次想找董生鑫谈话，但被董拒绝。“因为书是华阴市文化局拿走的，我就找华阴市文化局。”董生鑫说。
董生鑫还给渭南市委书记、渭南市市长写信、发手机短信，要求相关部门退还杂志，但没有得到答复。7月31日，他又在网上以真实姓名发表“移民代表致渭南市政府的申辩书”的帖子，帖子认为，华阴市文体局认定《大迁徙》是非法出版物证据不足，要求退还杂志。
存放在马连保家的杂志并未“幸免于难”。6月27日之后，大荔县平民乡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三番五次到马家，要求老马将杂志交出来。
8月26日晚上12点多钟，大荔县文体局稽查大队两辆车赶到老马家，73岁的老马站在门口吼到：夜不闯民宅，有事白天说，谁敢进来我就砍死他。大荔县文体局稽查队只好撤离。
但一个多小时后，渭南市文体局、渭南市公安局、大荔县文体局、大荔县公安局、以及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驾着五六辆车一起来到老马家，把老马带到乡政府，然后又带到大荔县公安局。面对警方的询问，老马仍然称没有收到杂志。
当警方出示了谢朝平的拘留证时，老马终于承认收藏了杂志。8月27日，存放在马家的《大迁徙》终于被没收了。当晚10点多钟，马才回到家中。
董生鑫、马连保等人称，6月27日后，他们将情况告知谢朝平，谢表示，不要收钱，将书免费发给移民们。但移民代表在未得到确凿的定性前，并未分发杂志。
四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查封了《大迁徙》一书之后，2010年6月底，渭南市临渭安分局即派人到山西太原，与《火花》杂志社进行交涉。得知该书主要是在北京的编辑部进行后，临渭公安分局相关干警又赶赴北京。
据南都记者了解到，渭南方面要求《火花》杂志社将《大迁徙》视作“非法出版物》处理，但由于该增刊确是经过相关程序由杂志社出版，所以，杂志社拒绝了警方的要求。前述知情人转述了《火花》杂志社相关负责人的话称，“我们出了准印函。”
然而，在出版程序上，《火花》杂志社却遗漏了关键的一环。增刊不同于正刊，依据相关出版政策，增刊出版前必须向主办主管等相关上级职能部门报批。而《大迁徙》的出版印刷后，杂志社的报批手续还未进行。“如果要说违规，那是因为我们遗漏了报批。”《火花》杂志社执行社长魏丕植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火花》杂志是正规刊物，出版增刊也是合法的。《火花》杂志社在出版程序的疏漏早有先例，在2009年，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在前一年度（2008年）的报刊核验工作报告中称，“《火花》未按登记的刊期缴送样刊，同时涉嫌转让出版权”。
6月28日，陕西省渭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向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发送函件，称《大迁徙》一书为“非法出版物”。对此，《火花》杂志社给予了反驳。《火花》杂志社在给山西省新闻出版局的相关回函中称：
该书经过杂志社执行社长魏丕植、执行主编陈荣麟严格审稿。报告文学《大迁徙》是反映的人民疾苦，人民呼声，事实真实可靠，各种“证书”、“文政”齐备，这是法律法规允许记者与刊物刊发的。
对于渭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异地封存《大迁徙》一书，《火花》杂志社表示抗议，杂志社称这是“不当执法，应当立即纠正”。
对于《火花》杂志社的抗议，渭南市相关方面并未理会。得知杂志社在上述出版程序的纰漏后，7月份，渭南警方再赴北京调查。“这一次，杂志社顶不住了。”李琼说，据该社相关人士称，警方称将把杂志社相关人士与该书出版联系起来，“到时候一起押回渭南。”
8月15日，《火花》杂志社几位工作人员找到了谢朝平。据李琼回忆，杂志社送来了一份协议，大意是《火花》杂志社同意准印《大迁徙》增刊500册（此前是准印1万册）。“老谢说，书都因出来了，现在还要补签这个东西干嘛？”李琼说，但觉得出版《大迁徙》给杂志社带来了麻烦，谢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
8月17日，杂志社又送来一个紧急通知，落款为2010年5月25日。这次没让签字只是送达。大致内容是：经杂志社研究决定收回此前准印壹万份左右的文件，同意准印500份等等。
据李琼回忆称，面对这一通知，谢朝平给来人说“今天都8月17号了，书都印出来早被别人收了，你们现在出个5月份的通知有什么用呢？”
五
在回忆谢朝平的为人时，李万明称，谢朝平不抽烟，不喝酒，人很老实。
当年，谢朝平来采访移民款被挪用一事时，当面采访过举报者李万明。为了写书，谢朝平又多次到渭南见李万明，因为李在渭南市移民开发局工作了26年，举报相关部门贪污、挪用移民款等问题18年，举报信内容长达15万字。最近两年，他发现的问题更多了，因此，举报信现在的篇幅是18.7万字。李万明还将各种证据等给了谢朝平。
“谢朝平利用节假日，自费来采访，移民们也没有因为这本书筹过一分钱。”移民代表们。
马连保回忆说，2006年6月份，谢朝平和他有过一次4个小时的长谈，谢朝平表示想写这本书，“当时，老谢就说，这本书会令我倾家荡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万明也是移民事件牵连者，他在移民开发局工作了26年，仅在2006年受过一次提拔，从副主任科员提拔为主任科员。而他的副主任科员在2002年才得到，当时，国家政策规定，凡年龄达到50岁、工龄达到30年的科员，自动提升为副主任科员。
早在1996年12月18日，根据李万明的举报，《工人日报》发表了“移民款不能乱用”的文章，并刊登了李万明的举报信。李万明买了一些当日的《工人日报》送给移民，几天后，100多移民和200多学生在华阴市华西镇华西小学读报纸，这被当地政府认定为非法集会，李万明因为提供了报纸而被关押了22天。
在谢朝平之前，最近的一起受迫害的记者是渭南市广播电视报副主编权正民，原因是，2009年8月20日，权正民写了一篇题为《一心扑在工会事业上——记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刊发在渭南市广播电视报上。2002年以来，李万明任渭南市移民开发局工会主席。
在谢朝平受到处分后，李万明随后写了一篇题为《渭南市政府秘书长残酷迫害记者——控诉孙建升无辜制裁权正民同志的野蛮行为》的网文。李万明称，《渭南广播电视报》记者权正民客观如实地报道了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的先进工作事迹。现任渭南市政府秘书长孙建升，随即便将渭南市广播电视局和渭南广广播电视报的领导召到他办公室大肆训斥，指示务必严肃处理编写这篇报道文章的权正民记者，并责令查封了当天的报纸。“不管怎么说，按照市政府有关领导的意思，就是不准报道李万明。”
目前，尽管权正民已先后写了四五次书面检查，但他至今仍弄不明白自己宣传报道基层干部的先进事迹究竟有什么错？
8月31日，南都记者致电权正民时，仍供职于渭南市广播电视报的权正民称，目前他不便接受采访，对于李万明的网文，他也不发表任何性质的意见。
六
8月24日，谢朝平的妻子李琼聘请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作为谢朝平一案的代理律师。
近年来，周泽一直关注并代理多起类似案件。每当发生记者、网民因发表意见而被抓的事件，他都会通过媒体、博客，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很多案件是公权滥用，迫害“表达者”。
周泽认为，他代理的这些案件，多数是因为记者在报道中，维护一方人的权益，而遭到另一方的打击报复。他们往往利用受贿罪等罪名矮化记者，“这种心态不健康”。
“谢朝平的案件和上述案件有相似之处，只是罪名不一样而已。”周泽说。
据了解，8月19肉，谢朝平被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时，没有告知罪名，也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书。至今，其妻李琼不知道谢是被拘留了，还是被逮捕了，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周泽称，一般情况下，在抓人时或者24小时内，警方应该通知家属相关情况。
2010年8月30日，周泽到渭南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治安大队、指挥中心办公室、法律科等部门了解情况，有的不知道此案，有的知道此案，但没有参与。最后渭南市公安局局长安排法律科科长冯林接待了周泽。
周泽因此得知，8月20日开始对谢朝平做出刑事拘留的决定，罪名为非法经营罪，谢被关押在渭南市临渭区看守所，该案仍在侦查阶段。
周泽询问，为什么没有通知家属。
冯林也称，非法经营罪只是一般的罪，不应该不通知家属，他会敦促办案人员通知家属。
当周泽提出会见要求时，警方表示需要办案人员陪同，但办案人员出差了。
8月31日上午，周泽再次来到渭南市公安局要求会见谢朝平，这次，当地警方安排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区公安分局一名副局长亲自陪同，周泽终于在临渭区看守所见到了谢朝平。
通过对该案的了解，周泽认为谢朝平又被迫害的嫌疑。
“非法经营罪一定是经营行为，而且扰乱市场秩序。但谢朝平写书，无论是卖或者是送，都不会扰乱市场秩序。”周泽说，“而且谢朝平写书并不是经营为目的，他自己贴了很多钱，没有价格交易行为。即使移民出钱买书，也只是支付出书的成本，这也不是经营行为。”
周泽认为，《火花》杂志是老牌杂志、合法出版物；文件也显示，杂志社同意用增刊形式刊发谢朝平的《大迁徙》，该书也经过杂志社编辑编审，是通过正常程序发稿的；“至于增刊，是否需要审批，都和谢朝平没有关系”。
“渭南市警方之所以以非法出版物之名没收杂志，并以非法经营罪关押谢朝平，实际上是想利用公权控制杂志的传播。”周泽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
南都记者 鲍小东 上官敫铭 发自渭南 北京
【正論】評論家・鳥居民 中国の反日では権力闘争も疑え 陈良宇的2005年猛料多
【正論】評論家・鳥居民 中国の反日では権力闘争も疑え
2010.9.22 03:00
この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ス：正論
≪０５年デモで仕掛けた陳良宇≫
満州事変の発端である柳条湖事件の発生記念日の９月１８日、瀋陽、北京、重慶、広州など中国各都市は平穏だった。菅直人首相、前原誠司外相がほっとしたのであれば、中国の胡錦濤国家主席、温家宝首相もまずは良かったと思ったはずだ。さて、ここに私が書こうとする主題は、胡主席、温首相が今、何を考え、何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だ。
７日に中国漁船が日本の巡視船に衝突してから、両者が落ち着かない日々を送り、ネット論壇と軍の反日論議に注意を払ってき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そして、２人が一度ならず思い出した顔があったはずだ。陳良宇氏である。
現在、北京の秦城監獄で服役中の陳氏は５年前には上海市党委書記、党中央政治局員だった。江沢民前国家主席が率いた上海閥の国家老的存在であり、２０１２年党大会で党総書記ともなり得た人物だ。その男が汚職をしたといった罪で失脚したのはなぜか。
０５年４月、党中央は日本の国連安全保障理事会の常任理事国入りを阻止する口実を作ろうとし、国民の反対の声が大きいことを無視できないと唱えようとして、どの国のテレビにでも放映されるように反日の街頭デモをやらせた。３５の都市に学生デモが広がって不平不満分子がそれに便乗、たちまち手が付けられなくなった。
≪胡、温体制が復讐に出る≫
党は慌て、学生たちを押さえるのに懸命になった。その時、陳党委書記が支配する上海の党機関紙が社説を掲げた。学生たちを激しく非難して挑発し、怒らせようとしたのである。当時、海外にいて、党がデモ収拾に乗り出した事実を知らずに学生デモを激励した温首相に全責任を負わせて辞任に追い込み、陳自身が首相になるハラだったのだろう。そのための手の込んだ“仕掛け”だった。
暴動は起こらなかった。胡、温のチームが陳氏に復讐（ふくしゅう）に出た。中国の最高機関、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会の江沢民派の陳擁護の動きを封じるため、彼らの子弟の汚職を立件するぞ、といった構えを見せつけたことから、江陣営は陳党委書記を救えずに終わった。
現在、第二の陳良宇はいない。それでも、胡、温チームにとり頭が痛いのは、最初に触れた通りネット論壇と軍部の存在だ。
２年前の０８年５月、自衛隊機が大地震に見舞われた四川省に救援物資を運ぶのを中央書記処が認めたとき、軍部が騒ぎだして、江前主席が胡現主席に警告する事があった。翌月、日中両国が東シナ海ガス田の共同開発に合意したら、軍首脳は、日本にどこまで忍耐するのか、と悲憤慷慨（こうがい）した。
胡主席、温首相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の面々は、南シナ海、東シナ海、黄海で中国海軍がゴタゴタを起こすごとに、そして、海軍提督が米国との太平洋分割支配といったたぐいの勇ましい話をするたびに、中国の強大な力を誇示してやったと喜び、主権と海洋資源確保の任務を果たしている、と満足し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か。
≪ネット論壇と軍部の存在≫
中国の最高首脳たちが、軍部の派手なパフォーマンスにもろ手を挙げて賛成しているはずはない。軍部の宣伝が、党と国民向けである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からだ。国防費を増やし続けることは何としても必要だ、２けたの伸び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削減など絶対に許さないという意思表示なのだ。
米国にとっても、欧州諸国にとっても、自らの軍事予算は、触れることのできない聖域ではない。いずれの国も、財政が悪化しており、国防費を削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っている状況にある。
中国は全く別であり、「チャイナ・モデル」は見事な成功を収めて、年々の国防費の増額は我慢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か。
中国の最高首脳たちは、そう思ってはいまい。中国経済は構造的な変化に直面している。ひとつだけ、例を挙げよう。中国が「世界の工場」として発展するさなか、地方の党委書記が支配するシステムの下で、膨大な都市建設が進められてきた。そのひずみが表面化するのは間もなくである。
中国にとって死活的な必要性のない国防費は、削減するか、せめて増やさない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中国の最高首脳陣の本音であるはずだ。江沢民時代の１９９９年に、郭伯雄氏が中央軍事委員会副主席になってからのこの１０年余で、国防費は実に４倍以上に膨らんでいる。これこそ、江氏が後継の胡・温体制に残していった最大の負の遺産のひとつなのだといっていい。
ここまで見てきたように、党指導者になっ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陳良宇はもはやいな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会の江沢民派はすでに少数派である。来月に予定される五中全会（第十七期中央委員会第五回全体会議）で、江時代からの最高級軍人たち、７０歳の年齢制限に触れる者、それに近い者のすべてを引退させることが可能なのか。それとも、それは来年の六中全会に先延ばしされるのか。胡、温両氏の力量にかかっている。（とりい たみ）
2010.9.22 03:00
この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ス：正論
≪０５年デモで仕掛けた陳良宇≫
満州事変の発端である柳条湖事件の発生記念日の９月１８日、瀋陽、北京、重慶、広州など中国各都市は平穏だった。菅直人首相、前原誠司外相がほっとしたのであれば、中国の胡錦濤国家主席、温家宝首相もまずは良かったと思ったはずだ。さて、ここに私が書こうとする主題は、胡主席、温首相が今、何を考え、何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だ。
７日に中国漁船が日本の巡視船に衝突してから、両者が落ち着かない日々を送り、ネット論壇と軍の反日論議に注意を払ってき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そして、２人が一度ならず思い出した顔があったはずだ。陳良宇氏である。
現在、北京の秦城監獄で服役中の陳氏は５年前には上海市党委書記、党中央政治局員だった。江沢民前国家主席が率いた上海閥の国家老的存在であり、２０１２年党大会で党総書記ともなり得た人物だ。その男が汚職をしたといった罪で失脚したのはなぜか。
０５年４月、党中央は日本の国連安全保障理事会の常任理事国入りを阻止する口実を作ろうとし、国民の反対の声が大きいことを無視できないと唱えようとして、どの国のテレビにでも放映されるように反日の街頭デモをやらせた。３５の都市に学生デモが広がって不平不満分子がそれに便乗、たちまち手が付けられなくなった。
≪胡、温体制が復讐に出る≫
党は慌て、学生たちを押さえるのに懸命になった。その時、陳党委書記が支配する上海の党機関紙が社説を掲げた。学生たちを激しく非難して挑発し、怒らせようとしたのである。当時、海外にいて、党がデモ収拾に乗り出した事実を知らずに学生デモを激励した温首相に全責任を負わせて辞任に追い込み、陳自身が首相になるハラだったのだろう。そのための手の込んだ“仕掛け”だった。
暴動は起こらなかった。胡、温のチームが陳氏に復讐（ふくしゅう）に出た。中国の最高機関、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会の江沢民派の陳擁護の動きを封じるため、彼らの子弟の汚職を立件するぞ、といった構えを見せつけたことから、江陣営は陳党委書記を救えずに終わった。
現在、第二の陳良宇はいない。それでも、胡、温チームにとり頭が痛いのは、最初に触れた通りネット論壇と軍部の存在だ。
２年前の０８年５月、自衛隊機が大地震に見舞われた四川省に救援物資を運ぶのを中央書記処が認めたとき、軍部が騒ぎだして、江前主席が胡現主席に警告する事があった。翌月、日中両国が東シナ海ガス田の共同開発に合意したら、軍首脳は、日本にどこまで忍耐するのか、と悲憤慷慨（こうがい）した。
胡主席、温首相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の面々は、南シナ海、東シナ海、黄海で中国海軍がゴタゴタを起こすごとに、そして、海軍提督が米国との太平洋分割支配といったたぐいの勇ましい話をするたびに、中国の強大な力を誇示してやったと喜び、主権と海洋資源確保の任務を果たしている、と満足し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か。
≪ネット論壇と軍部の存在≫
中国の最高首脳たちが、軍部の派手なパフォーマンスにもろ手を挙げて賛成しているはずはない。軍部の宣伝が、党と国民向けである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からだ。国防費を増やし続けることは何としても必要だ、２けたの伸び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削減など絶対に許さないという意思表示なのだ。
米国にとっても、欧州諸国にとっても、自らの軍事予算は、触れることのできない聖域ではない。いずれの国も、財政が悪化しており、国防費を削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っている状況にある。
中国は全く別であり、「チャイナ・モデル」は見事な成功を収めて、年々の国防費の増額は我慢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か。
中国の最高首脳たちは、そう思ってはいまい。中国経済は構造的な変化に直面している。ひとつだけ、例を挙げよう。中国が「世界の工場」として発展するさなか、地方の党委書記が支配するシステムの下で、膨大な都市建設が進められてきた。そのひずみが表面化するのは間もなくである。
中国にとって死活的な必要性のない国防費は、削減するか、せめて増やさない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中国の最高首脳陣の本音であるはずだ。江沢民時代の１９９９年に、郭伯雄氏が中央軍事委員会副主席になってからのこの１０年余で、国防費は実に４倍以上に膨らんでいる。これこそ、江氏が後継の胡・温体制に残していった最大の負の遺産のひとつなのだといっていい。
ここまで見てきたように、党指導者になっ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陳良宇はもはやいな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会の江沢民派はすでに少数派である。来月に予定される五中全会（第十七期中央委員会第五回全体会議）で、江時代からの最高級軍人たち、７０歳の年齢制限に触れる者、それに近い者のすべてを引退させることが可能なのか。それとも、それは来年の六中全会に先延ばしされるのか。胡、温両氏の力量にかかっている。（とりい たみ）
2010年9月17日星期五
韩寒：游行的意义（主人，奴才，狗）
韩寒：游行的意义（主人，奴才，狗）
(2010-09-18 01:05:13)
标签： 杂谈
在9月18日这个敏感的时刻，我有的朋友开始研究要不要游行。当然，游的主体可以是反日保钓救船长。终于，在一个很多论坛里连“游行”两个字都打不出来的国家里，我们有行可以游了。那么，要不要参加这次命题一日游呢？
首先，我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分为三个阶级，那就是主子，奴才和狗，而我们往往一人饰两角，至于饰演哪两个角色，我想不会有人觉得他在演主子吧。前一阵子，主子需要奴才去附和和伺候，但是现如今，主子需要狗去吼两声，因为在狗的逻辑里，无论主子怎么对待它，只要有外人来犯，狗总是该看家护院的。
当弄明白了这个以后，回头想想就容易多了。但是，在这三个阶级以内，好在我还有选择做花花草草的权力。我的选择依据是，对于相关部门，小事和大事他们的区别就是抗议一次和抗议十一次，有特权有能力的地方尚未出力，除了把人家日本大使变成了应召男郎以外，我们相关部门情绪稳定，并不见什么实际决心，别说武力上，连经济上都不敢有所动作。他们韬光养晦，所以我也韬光养晦。毕竟，我等做狗也罢，但要做一条戏狗，情以何堪。
纵观事态发展，领导的内心似乎并不愤怒，领导只是觉得窝囊，那自然，我们也只能跟着觉得窝囊，你哪有上街去表达窝囊的，那岂不是更窝囊。领导没面子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长脸，但领导有面子的时候，我们被他们掌嘴。我被欺负，我不能游，你被欺负，你让我游，我又情以何堪。你也别说这种民族国土大事应该是我们一起被欺负了，就算政府不作为，你活的一塌糊涂，也应该挺身而出。我自然可以挺身而出，但我的第一主题就是要求政府去作为，第二主题才是控诉来犯者，因为领土问题从来都不是老百姓能解决的和该去解决的，尤其是在我国，老百姓自己都没有一寸土地，，所有的一切，都是问政府租的，所以，理论上，这事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房东在和别人就一块在地上的瓦而争执，这块瓦的确是风大的时候从房东的房顶上掉下来的，但房东也不敢去捡，因为可能要和隔壁人家打架。那我等租客在里面搅和什么呢。无土地者要去为他人争取土地，无尊严者要去为他人捍卫尊严，这样的人多少钱一斤？一斤多少个？
但毕竟，这样的游行安全，好玩，显得很酷，关键是游完以后还能正常工作学习，甚至还有助于未来发展，毕竟也算不容易，所以大学生和老百姓抱着尝鲜唱黑脸的角度去游一游无妨。到时候政府唱一个白脸，说不定能有所见效。况且现在去游行玩的人相比起以前游行玩的人也有着些许不同，以前是彻底的国政不分，被卖数钱，现如今很多青年终于能够将所谓爱国这件事情想的更明白，他们虽然依然愤怒，但开始反思自己为何每次都是那么窝囊和被动，回头也能更客观的看待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女人，执政者就是占有她的男人，有幸福美满的，有相处和睦的，有家庭暴力的，有关系紧张的，有离婚再嫁的，有不能改嫁的，但无论如何，你爱一个女人总不能连她的男人也一起爱了去。
最后，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如果今天能为唐福珍谢朝平而游行，那么明天我就一定会为钓鱼岛和奥运火炬而游行。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往往你能够为唐福珍谢朝平游行的时候，你往往就不会有钓鱼岛奥运火炬之类的事，而且更不会有唐福珍谢朝平之类的事出现。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只是一场集体舞。
(2010-09-18 01:05:13)
标签： 杂谈
在9月18日这个敏感的时刻，我有的朋友开始研究要不要游行。当然，游的主体可以是反日保钓救船长。终于，在一个很多论坛里连“游行”两个字都打不出来的国家里，我们有行可以游了。那么，要不要参加这次命题一日游呢？
首先，我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分为三个阶级，那就是主子，奴才和狗，而我们往往一人饰两角，至于饰演哪两个角色，我想不会有人觉得他在演主子吧。前一阵子，主子需要奴才去附和和伺候，但是现如今，主子需要狗去吼两声，因为在狗的逻辑里，无论主子怎么对待它，只要有外人来犯，狗总是该看家护院的。
当弄明白了这个以后，回头想想就容易多了。但是，在这三个阶级以内，好在我还有选择做花花草草的权力。我的选择依据是，对于相关部门，小事和大事他们的区别就是抗议一次和抗议十一次，有特权有能力的地方尚未出力，除了把人家日本大使变成了应召男郎以外，我们相关部门情绪稳定，并不见什么实际决心，别说武力上，连经济上都不敢有所动作。他们韬光养晦，所以我也韬光养晦。毕竟，我等做狗也罢，但要做一条戏狗，情以何堪。
纵观事态发展，领导的内心似乎并不愤怒，领导只是觉得窝囊，那自然，我们也只能跟着觉得窝囊，你哪有上街去表达窝囊的，那岂不是更窝囊。领导没面子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长脸，但领导有面子的时候，我们被他们掌嘴。我被欺负，我不能游，你被欺负，你让我游，我又情以何堪。你也别说这种民族国土大事应该是我们一起被欺负了，就算政府不作为，你活的一塌糊涂，也应该挺身而出。我自然可以挺身而出，但我的第一主题就是要求政府去作为，第二主题才是控诉来犯者，因为领土问题从来都不是老百姓能解决的和该去解决的，尤其是在我国，老百姓自己都没有一寸土地，，所有的一切，都是问政府租的，所以，理论上，这事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房东在和别人就一块在地上的瓦而争执，这块瓦的确是风大的时候从房东的房顶上掉下来的，但房东也不敢去捡，因为可能要和隔壁人家打架。那我等租客在里面搅和什么呢。无土地者要去为他人争取土地，无尊严者要去为他人捍卫尊严，这样的人多少钱一斤？一斤多少个？
但毕竟，这样的游行安全，好玩，显得很酷，关键是游完以后还能正常工作学习，甚至还有助于未来发展，毕竟也算不容易，所以大学生和老百姓抱着尝鲜唱黑脸的角度去游一游无妨。到时候政府唱一个白脸，说不定能有所见效。况且现在去游行玩的人相比起以前游行玩的人也有着些许不同，以前是彻底的国政不分，被卖数钱，现如今很多青年终于能够将所谓爱国这件事情想的更明白，他们虽然依然愤怒，但开始反思自己为何每次都是那么窝囊和被动，回头也能更客观的看待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女人，执政者就是占有她的男人，有幸福美满的，有相处和睦的，有家庭暴力的，有关系紧张的，有离婚再嫁的，有不能改嫁的，但无论如何，你爱一个女人总不能连她的男人也一起爱了去。
最后，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如果今天能为唐福珍谢朝平而游行，那么明天我就一定会为钓鱼岛和奥运火炬而游行。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往往你能够为唐福珍谢朝平游行的时候，你往往就不会有钓鱼岛奥运火炬之类的事，而且更不会有唐福珍谢朝平之类的事出现。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只是一场集体舞。
订阅：
博文 (Atom)